09. 陈老总的豪迈

  我父亲与陈老总的友谊很不同寻常。1929年,我父亲通过看红四军的布告,知道了“朱毛”,也知道了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从此投身革命事业。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我父亲跟随陈毅在赣粤边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在这段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他们二人同住一个窝棚,同吃一个锅里的野菜竹笋。“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集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这是在他们遭到搜山敌军的大火包围时,陈毅一挥而就的“绝命”诗。特殊的革命经历,使我父亲与陈老总两位老一辈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

  我父亲与陈老总共事最久,相知最深。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成立后,陈老总任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并率部东进苏南,开辟了茅山抗日根据地。我父亲留在皖南军部担任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长。1940年9月,苏中区党委成立。陈老总兼任苏中区党委书记后,立即提名我父亲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这是他们第一次直接以正副职务共事。1941年元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宣告成立,陈老总出任代军长,担负起新四军的领导工作。苏中的部队改编为新四军一师,我父亲担负起整个苏中的地方党政领导工作。解放后,陈老总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我父亲担任苏南区委书记,同在华东地区工作。1952年2月,经陈老总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央调我父亲到上海市委任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向陈老总报到,陈老总非常高兴地说:“阿丕,想不到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他们又共事两年,为上海的恢复与发展呕心沥血。1954年,陈老总奉调中央工作。他到了北京,但还是经常回上海,与我父亲经常相聚。1965年我父亲患上鼻咽肿瘤后,陈老总十分焦急,经常询问他的病情。他对孩子们说:“阿丕比我小十几岁,正是担负重任的时候,可是却得了这样的病,真可惜啊!”

  我父亲与陈老总的交往,称得上是师生之交、战友之交、生死之交、患难之交。两人的交往轶事,后来还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永不分手》,于2003年公开放映,成就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

  1966年10月在陈老总家的这次聚会,是我父亲与陈老总的最后一面。随着“文化大革命”风云突起,越来越多的老干部被卷入斗争的漩涡之中。与我父亲一样,其他华东局几个省市的老领导,如叶飞、魏文伯、谭启龙、江渭清等,都感到很压抑,心绪不宁。当我母亲受张茜阿姨的委托,通知这几位老同志到陈老总家吃饭时,他们都很高兴。陈老总创造这样一个让大家聚在一起发发牢骚,说说心里话的机会,自然是煞费了一番苦心。

  聚会的那个傍晚,我父亲他们几位老同志按照陈老总的吩咐,格外小心地分乘几辆红旗轿车,悄悄地从京西宾馆出来,穿大街、走小巷,一路躲避着到处“火烧”、“打倒”的红卫兵,好不容易才绕到了中南海陈老总的家。

  我父亲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了他们在陈老总家里聚会时的情景:

  陈毅和张茜早在等候了。张茜当着他们的面埋怨陈老总说:“真是的,请人来吃饭也不好好准备准备。”大家忙说:“要什么准备?吃是次要的,说说心里话才是要紧的。”菜是四川菜,老总的家乡菜,又红又辣,还有酒喝。

  大家边发牢骚边干杯。

  性格豪爽的陈毅,一开口就埋怨说:“现在有些大字报怎么好这么搞呢?连朱老总都骂上了,说朱总司令是大军阀!从红军的一套到解放军的一套,还是朱老总南昌起义时传下来的呢,说朱老总是大军阀,说得通吗?”“过去我们和北洋军阀斗争,现在我们倒成了军阀、修正主义、反动路线了。”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陈毅关心地问起我父亲的病:“阿丕,你怎么搞的,怎么得了这个病?”

  我父亲把得病的经过和治疗情况大概讲了一遍。陈老总说:“你的命很大啊,得了这个病还那么健康!”

  我父亲告诉他说:“多亏发现早,治疗及时得法。发现我得了这个病之后,总理派了北京肿瘤医院的吴桓兴院长长住上海,亲自为我诊断治疗,镭放射科又专门开“小灶”为我治疗。像吴院长这样的专家,真正是病人的福星!可是前两天我去看他,他因为是华侨,被红卫兵抄了家,连病人都不准他看了。这事令我感慨万千。”

  陈老总说:“阿丕,既然有病,你就好好养你的病嘛,来开什么会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

  我父亲把叶群打电话,江青叫他站出来的情况讲给陈老总听,我父亲说:“回去以后,病恐怕也养不成了。”谁都明白我父亲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回去之后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管它呢!明天的事明天再说。今天我们喝酒!”陈老总不愿意把他们这次好不容易的好友聚会弄成离愁别恨的场面,于是陈老总和他们不断碰杯,并不断劝酒说:“喝,大家喝呀!说不定是最后一次啦!”大概是“最后”这两个字犯了忌,张茜把脸一沉说:“你怎么瞎说!”

  张茜拉拉陈毅的袖子,示意他说话注意。

  陈毅甩开张茜的手,索性站起:“各位不要垂头丧气。我知道现在大家很困难。困难谁没见过?长征不困难?三年游击战争不困难?建国初期要米没米,要煤没煤,头上飞机炸,下面不法投机商起哄捣乱不困难吗?困难!没有困难,还要我们共产党员干什么?!我还是那句老话:无论多困难,都要坚持原则,坚持斗争!”

  大家屏气聆听,生怕漏了一个字,就像当年听他下战斗命令一样。

  陈毅凝视着手中的酒杯,仿佛是在斟酌字句。片刻,他猛抬起头:“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

  “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怎么样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

  “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么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说到最后一句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斩钉截铁!

  众人像陡闻一声炸雷,受到强烈的震动!

 “我这个人从来就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陈毅大手一挥,似乎一切善恶都在他的眼前报应了。

  没想到陈老总的话竟一语成谶。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切都被陈老总不幸而言中。那次酒会确确实实成为他们和老总之间最后的一次聚会。分手之后,他们每个人便立即被卷入“文化革命”风暴的漩涡之中,沉沉浮浮,生生死死。当我父亲从八年铁窗囚禁之中被放出,重新分配工作来到北京时,陈老总已逝世多年了!

  陈老总性格上刚烈豪放,直言快语,敢作敢为。“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时,陈老总面对林彪、江青一伙乱党乱军的种种煽动与攻击,不仅毫不退缩,而且不断“重炮”还击。他曾在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说:“我已作好准备,落个被罢官、撤职、坐班房,这都不要紧哟。有人劝我陈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有啥子办法?”

  1966年11月13日,陈老总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10万人大会上说: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好听哟,但还是要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级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11月29日,陈老总又在这个工人体育场大会上,继续畅快地吐露着13日未尽的心声:我上次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大、太宽,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的讲话有些刺人,但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叶帅、聂帅、徐帅三位老帅与陈老总并肩作战,在同一场合也发表了不少类似的慷慨陈词。老帅们的这些讲话,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十一月黑风”。一股“揪出陈毅”、“要陈毅出来检讨”的恶浪,随即扑向陈老总及他所在的外交部。而站在正义立场上的人民群众听到老帅们的这些话,则备感舒心爽气。

  可令陈老总万万想不到的是,在随后的交锋中,尤其是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他自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摧残,于1972年1月6日因病不幸去世。

  陈毅去世的消息,对毛泽东的震动相当大。毛泽东与陈毅在井岗山时期就是密切共事,陈毅多次在关键时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两人长期以来有着不同寻常的友谊。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回忆了毛泽东知道陈毅去世后的情况:“几天来,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他的脸色苍黄,一脸阴霾,是焦噪,是困倦,使人难以琢磨。看到我们,也不像往日那样主动说话,问这问那,而是不管见了谁,都板着面孔,没有一句话说,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1月8日,周恩来阅改了中央军委起草的陈毅追悼词,连夜送毛泽东审阅,并随信说明了追悼会的日期、规格等。毛泽东在原悼词上删掉了关于陈毅功过评价的文字,并批示:“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下午在八宝山举行的陈毅追悼会。当毛泽东出现在悲伤弥漫的追悼会现场时,大大出乎人们的意外。陈老总的儿媳秦昭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毛主席亲自出席追悼会,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那天,毛主席突然来到八宝山,连胡子也没有刮,衣服也没有换,只在睡衣外面加了一件夹大衣。得到消息我们悲喜交集。当被叫进休息室的时候,看见主席坐在沙发上,婆婆泪流满面地讲诉着公公临终时对主席的怀念,表达对主席亲自前来参加追悼会的感激。总理在一旁用白手绢不断地擦拭着眼泪。毛主席说:‘我与陈毅是井冈山的老战友,我们有过分歧,那是同志间的争论,和林彪不同。陈毅是好同志。’主席的到来,令很多人积聚在内心的悲痛一下子奔涌出来,这在“于无声处”的当时,成了一件举世瞩目的事情,慰问信、悼念诗词、挽联像雪片一样寄来……”

  毛泽东对张茜说: “陈毅同志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毛泽东还对应邀前来参加追悼会的西哈努克亲王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他还指着在场的周恩来、叶帅等人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周恩来致完悼词后,毛泽东在陈老总的遗像前郑重地三鞠躬,表达了深深的悲痛之情。据《毛泽东传》一书记载:“毛泽东离开八宝山时已无法自己上车。他的腿明显无力,几次迈步都登不上汽车,不得不依赖工作人员的帮助,才勉强登上车。”

  11日,人民日报等在头版用整版篇幅浓墨重彩地报道了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及相关的消息。此后近一个月,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国内外悼念陈毅的各种消息。中央对陈毅的悼念活动大大超过了原定的规格和范围。

  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的追悼会上的举动,极具震憾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只参加过两个人的追悼会,一人是任弼时,另一人就是陈毅。人们从毛泽东的举动中看到了他对陈毅这位老部下的哀痛心情和歉疚之意,也看到了其中蕴含的象征意义,即包括对“文革”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在内的广大老干部是好的,应该适时给予“解放”和平反。

  周恩来不久后同回国述职的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时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之后不久,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一个冰雪消融之春天已悄悄临近了。

  父亲是在监禁中得知了陈老总去世的消息。闻知噩耗,父亲心如刀绞,悲愤不已。而且,当他得知陈毅等老帅们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中,因解救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老战友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直面抗争时,更表现了对老师长的无限缅怀之情。父亲重获自由后,在报刊上写过很多篇怀念陈老总的文章。他也像很多老同志一样,把对陈老总的怀念转为对其子女的关心,两家人处得就像一家人。

  1995年8月25日,在我父亲去世的当天,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曾十分感慨地对陈毅长子陈昊苏说:“你们两家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江总书记的一番话,不仅道出了陈毅和丕显之间的深厚情谊,也给两个革命家庭传承老一辈的密切交往留下了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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